2010年3月8日，江苏南通市某个店门口停了一辆车，车前后方各有一个男人假装在打电话，店门口站着一位短发老妇人。

　　这三人形成了一个大三角的站位，警觉地观察着四周。当一位40来岁的中年女人出现在街道拐角处时，三人暗自交换了眼神，静静地蹲守，等待她走近。

　　女人远远看到了站在门口的老妇人，高兴地向她招手打招呼。显然，这一个女人尚未意识到有什么异常。

　　等她走进到店门口，还没有来得及和老妇人说话。前面那个男的快速向她奔来，她惊恐地往回逃。

　　可为时已晚，另外一个从后面出现的男人死死压住她的肩膀，前面那个顺势抬起她的双腿将她身体腾空。

　　女人拼命扭动身体，两个男人迅速将她塞进车子，老妇人也赶紧上了车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别动，妈妈这是在救你啊，听话”。

　　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导致她的母亲要和两个男人设计将她“绑架”到啥地方？朱金红后来怎么样了？

　　2010年3月8日，朱金红和母亲唐美兰约好在南通购买的店面见面。朱金红怎么也没想到，正是这个决定让她步入了深渊。 #图文万粉激励计划#

　　唐美兰要和女儿商量房产事宜为假，将其绑到精神病院为真。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一幕。

　　朱金红被绑到在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下车后。两个彪形大汉押住她到精神病院病房，医生将其诊断为精神分裂症。

　　“护士和护工把我整夜绑在床上，上厕所都上不了。从入院第二天开始，我就被强制服用了抗精神病的药物，不然就会被电针。电针时脸部肌肉抖动、手也抽搐，脚也抽搐。”

　　1995年朱金红毕业于南京大学金贸日语系，2000年4月作为翻译在日本工作。

　　在日本工作期间，朱金红先后经历结婚、离婚，并在国内的北京、上海、南通买了3套房，价值六百万，交由母亲打理房租。

　　2008年，由于世界经济危机，日本经济下滑，朱金红失去工作，决定回国自己打理3套房产。

　　2008年12月，朱金红为了躲避妈妈无休止的吵闹，从家里搬了出来，借住在一个朋友家里。

　　可唐美兰能够说是阴魂不散，每天蹲守在朋友小区地单元楼门口。但凡朱金红出门，迎接她的必然是母亲的号天叫屈。

　　朱金红因此不能出门，就连每天的饭菜都要靠朋友从窗户用绳子从楼上吊给她吃。

　　朋友的生活也遭到了唐美兰的骚扰，无奈之下朱金红选择了报警，最终逃过一劫。

　　这期间朱金红还算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，但是逃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。朱金红决定和唐美兰心平气和地谈一谈，毕竟她始终是自己的母亲。

　　于是她才会下定决心和母亲见面，以求和解，没想到却被亲生母亲绑到了精神病院。

　　在朱金红住院期间，唐美兰企图利用南通市崇川区公安局出具的一份精神病证明，到南通崇川人民法院申请认定朱某为无民事能力责任人，从而得到三套房产的控制权。

　　这件事对朱金红也不是绝对没好处。因为一般的情况下，如果法院判定她是完全民事能力责任人，那么她自己是可以办理出院手续的。

　　崇川区人民法院委托另外一家医院对朱金红的精神状况做鉴定。朱金红在检验判定的过程中，对答如流，思维清晰，并无精神分裂症症状。

　　但医院考虑到不排除曾经患过精神疾病而康复的情况，给出了鉴定不能完成的结论。

　　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一直声称女儿有病，自己是在救女儿的唐美兰，却在庭审中中途退庭，法院只好作出撤诉的决定。

　　朱金红仍旧无法出院。她受够了每天在精神病院数日子的麻木生活，甚至绝望地写下了遗书。

　　但是，朱金红可是独自在日本打拼将近11年，并攒钱买下了3套房的女人。她骨子里绝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。她决定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

　　虽然朱金红没有赢得这场官司，但幸好她的律师给她争取了出庭的机会。她趁还没有回到精神病院，给她的朋友写了一封求救信，并拜托律师交给朋友。

　　首先，除了唐美兰，朱金红身边了解她的人都说她很正常，那么她到底有没有精神病？南通第四人民医院又是如何鉴定出她有的？

　　其次，法律规定，只有法院可以判定公民是否有民事行为能力。既然法院是按撤诉处理，也就是朱金红目前为止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，那为啥不能自己办理出院？

　　最后，为什么唐美兰手中有一份由“公安局”开具的而不是医院开具的精神病证明？唐美兰是真的如她所说她在拯救女儿吗？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

　　带着这些疑惑，记者到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，也就是朱金红所在的医院了解情况。

　　记者注意到，朱金红的医疗就诊书上，诊断朱金红患有精神病的一个重要依据竟是唐美兰的口述。

　　“精神病史是一个重要方面，但我们的精神检查是更最重要的方面，会结合起来进行诊断。”

　　“你们目前接触她的话，谈吐、接触各方面都是很好的，不涉及到妄想等情况。但如果从很专业的方面出发，那我们的诊断很明确的就是精神分裂症。”

　　这样含糊其辞的解释让人感到费解。再者，这怎么可成为拒绝记者见朱金红的理由呢？

　　记者最终没有见到朱金红，但主治医生表示，朱金红目前的情况是可以出院的，但按现有的精神卫生规定：必需要送她进来的人，也就是唐美兰来办理出院手续。

　　记者在对唐美兰地采访中了解到，2005年朱金红和她的丈夫曾经回国，朱金红怀疑她的丈夫有外遇，还要在晚上偷偷加害她。

　　“她还没好透！就是没好透！这是我说的！现在连房产委托书都不能写，我还能带她出院？”

　　原来女儿朱金红住院期间，唐美兰曾多次到精神病院让她签署房产委托书，只要她签字并赔礼道歉，那么唐美兰就会让她出院。

　　在唐美兰的观念中，女儿朱金红的一切东西都应该由自己掌控，身体也好，精神也罢，财产更是如此。

　　唐美兰还称，当初那份“公安局”开具的精神病证明，是请在公安局工作的大女婿利用职务之便私自盖印的，大女婿因此被开除公职。

　　整个事件调查到这里令人感到窒息。一个母亲，以救护之名，实敛财之事，不择手段地把女儿送进精神病院，使之饱受精神和肉体地双重折磨。

　　事件经新闻媒体报道后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。或许是迫于舆论的压力，唐美兰终于将在精神病院待了190多个日日夜夜的朱金红接出。

　　当朱金红谈到她被拘禁在这里，掉进了地狱，唐美兰赶紧用手捂住了朱金红的嘴，并迅速驱车离开。

　　原来出院时，院方要求朱金红必须在出院的材料上签字，意味着她承认过去患有精神病。唐美兰便抓住这个把柄，继续将她软禁在家。

　　关心事件后续的记者前往唐美兰家中找朱金红。唐美兰一直阻止朱金红和记者单独接触。

　　后来，记者找机会支开了唐美兰，才知道朱金红的身份证、存折、护照、手机都被唐美兰没收，家里的座机也被藏起来。

　　她的朋友联系了警方和妇联以及媒体，最后在乡下舅舅家找到了她。通过诸多协商，唐美兰同意将朱金红送往当地妇联居住，但她必须一同前去。

　　在当地妇联居住的日子里，唐美兰对她形影不离，甚至连上厕所也要跟踪她，朱金红感到十分压抑。

　　终于，在某天夜晚，没办法忍受的朱金红趁母亲熟睡之际，连夜逃出妇联，赶往了一个朋友家。

　　不幸中的万幸，朱金红之前办理了二代身份证，但之前因为一系列事情一直没有来得及去取。

　　在朋友的帮助下，朱金红在一天内，取得二代身份证，又用刚领取的身份证办理了存折挂失补办手续和护照。

　　就这样，朱金红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再被母亲的控制，购买了机票前往日本，并将房产的事宜交由她的律师来处理。

　　之后几年贼心不死的唐美兰甚至还向法院上诉，要求判定朱金红无民事行为能力，并将房产交由她管理。

　　这场闹剧一直持续到2013年，法院做出终审判决，驳回唐美兰上诉，朱金红完全拿回了的房产，捍卫了自己的自由。

　　“当时精神病院喂的药吃了会昏昏沉沉的，为减少用药，尽可能保持清醒，我会假装配合医生的治疗，和护士打好关系。这样他们就会放松警惕，然后偷偷把吃的药吐出来。我经常会想：我是一个正常人我为何需要屈服，我一定要坚持到底。”

　　当提到朋友给精神病院的身无分文的她寄钱，让她在医院买些零食吃。她的脸上总算露出了短暂而稀有的笑容。

　　我们真心地希望她能早日走出亲生母亲带给她的阴影，重新找回当年笑容灿烂的自己。

　　在此次案件中，我们应该知道虽然朱金红在出院手续中签了字，也就是说被迫承认了她有精神病。但我们患有精神病和是否是完全民事能力责任人是两码事。

　　法律规定，有权认定一个人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机关只有人民法院，只要法院没有判决她无民事行为能力，任何个人和团体都没有权力剥夺。

　　所以朱金红从始至终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她的人身权利，包括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。

　　反思这场闹剧，除了贪财的极端母亲，一份来自公安局的精神病证明，稀里糊涂的精神病医疗确诊书，不合理的出院规定都是朱金红案件的推手。

　　基于当时社会出现的多起类似朱金红案的”被精神病”案件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》自2013年5月1日起实施。

　　其中明文规定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。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病的人能随时要求出院，医疗机构应当同意。